这个头上顶着各种荣誉和光环的全国最大的“菜篮子”，近期却似乎面临着诸多质疑。
8月底，《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规模化、专业化种植蔬菜的山东寿光，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激素等，土传病虫害加重、土壤理化现状恶化、土壤次生盐渍化以及自毒抑制等问题已非常严重。
蔬菜基地菜农不吃大棚菜
“我们不能预知蔬菜在啥时候发生病虫害，只能凭着感觉不停打药，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喷药。”
本报记者调查得知，山东寿光84万亩菜地当中有机蔬菜、绿色蔬菜的比例大约是——有机蔬菜面积只有几百亩，绿色蔬菜5万多亩，余下的则是无公害蔬菜。
山东寿光当地人王洪全(化名)种植大棚蔬菜已经十几年，他告诉记者，“寿光的土壤如果不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就根本长不出能卖出去的蔬菜。这里的土壤四季不停地耕作，早已被榨干了肥力。”
“农民也不想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每年在这两项上的投入花费很高，至少占每年总收入的三成多，这还得是年份好、菜价高的时候，否则投入所占的比例更大。”王洪全指着仓库里一堆堆化肥和农药无奈地说，“再舍不得也得投入，因为用了农药和化肥还能赚点，不用就意味着绝收。”
在山东寿光，过度依赖化肥使得土壤严重酸化，喜好酸性土壤的根线虫病在90%的蔬菜大棚爆发，蔬菜的根系遭到根线虫病的侵害之后就会萎蔫甚至绝产。根线虫病的猖獗让寿光菜农不知所措，甚至有人在网络上摆出“擂台”，悬赏根治良方。
“目前防治根线虫病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在灌溉用水中加入防治根线虫的农药，不断地将它杀死，而且还要赶在它在祸害植物之前；一种是种菜之前，在每颗菜的下边都放上几颗防治农药，但这种农药只能管一季蔬菜，第二季时还得重新放药；第三种办法叫做‘闷棚’，在每季蔬菜结束之后，在大棚的空地里喷一遍农药，然后揭开大棚顶上的遮盖物，仅留塑料薄膜，让它闷几天，目的是利用高温下的强毒杀死棚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这招的作用也很有限，因为许多细菌和病毒都已经抗药了。”王洪全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预知蔬菜在啥时候发生病虫害，只能凭着感觉不停打药，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喷药。”
在王洪全的仓库里，既有杀菌剂烯酰吗啉，也有激素类膨大奇、腐霉剂速科灵、细胞分裂素等。王洪全告诉记者，这些农药是农业部门认可并宣传的低毒农药，而像二嗅氯丙烷(黑水)、克百威(吠喃丹)、涕灭丹(神农丹)、六六六、普特丹、二澳乙烷、杀虫眯、除草醚、甲胺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甲拌磷等，则被当地农业部门禁止使用。
禁止使用并不代表着没有使用。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山东寿光农资市场上，上述高毒农药在一般的农药店里是见不着的，但是只要跟药店老板说一声，“我要买黑袋子装的药”，老板就会明白怎么回事，将人带入药店后面的仓库进行交易。
菜农将高毒农药买回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因为山东寿光市政府规定，鼓励社会各界针对违法经营、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并予以奖励，所以菜农们一般都是好几家联合起来
共同使用。
王洪全表示自己没有用过高毒农药，但发现有别的菜农用过。“其实，大家也不想这么做，毕竟风险很大，而且私下销售的高毒农药价格也不低，但是病虫害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不喷高毒农药，就会有绝收的风险。而只要喷得早，给菜苗充分降解的时间，还是不易被检测到高毒农药残留的。”
本报记者希望调查哪些农药公司提供了这些高毒农药，但王洪全表示，这个太难了，需要把“大大小小的农药经销商都详细了解一遍。”不过，王洪全透露，“一个占地约2亩的蔬菜大棚，化肥和农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平均每年买化肥需要1.5万元，农药需要5000元。”
对于使用农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菜农们大多认为，只要不是政府明令禁止的，怎么施用都行，目标只有一个，防止病虫害，促进蔬菜增产。
山东寿光的一位环保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当地人都是单独留下一块菜园，供自家吃菜用的。 “几十年不倒棚，八九年不换土，这个农药那个激素用着，不出问题才怪。”这位王姓环保人士透露，有一次他到亲戚家的蔬菜大棚参观，随手摘下一根黄瓜想吃，却被亲戚拦住了，那位亲戚说他们从不吃大棚里的菜，而是单独留了一个菜园子给自家人食用。这位环保人士自此以后再也没到农贸市场买过菜，而是去价格相对偏高的超市购买，他认为超市里的蔬菜如果出了问题，至少是可以追溯责任的。
2010年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份全国蔬菜质量及种植环境的调查报告，其中涉及到山东寿光，该组织称，“我们测试了当地的自来水、农田旁边的水井水，结果都超过国家标准20倍以上。”研究表明，施用过量化肥和农药，会加重土地上氮素的积累，最终转化为硝酸盐，硝酸盐是一种致癌物质。绿色和平组织称，寿光部分地下水遭硝酸盐侵袭，主要原因来自化肥。
蔬菜难以保证全检测
有知情人士爆料称：限于资金和人力，所有运往外地的蔬菜中，经过检测的至多不过10%，至少有90%的蔬菜未经检测就被运往外地。
对于使用过量化肥、农药、激素等等问题，山东省寿光市农业局局长杨维田的正式回应是，目前，寿光市已经成立了487家蔬菜合作社，产自于这些合作社的蔬菜将严格进行基地准出制度；每个合作社都配有便携式检测仪，虽然不能检测出蔬菜用了何种农药，但可以检测出该类蔬菜是否达到无公害标准。
杨维田强调，山东省寿光市的绿色蔬菜基地和有机蔬菜基地都受到严格监管和规范，并进行资格认证，一旦发现农残超标问题，就会取消这些基地的绿色或者有机认证。不过，杨维田也坦承，农业局由于人力有限，很难做到100%的监管，山东寿光共有512个专业批发市场，分布在各个村镇，主管部门只能采取抽检的方式对这些批发市场进行监管。
在当地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为了保证蔬菜安全，山东寿光针对各个环节做了很多严格的控制。其一，寿光市农业局针对农药销售进行定点经营和购销登记制度，加大对禁用、限用农药的查处力度，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排查，并且设立专项举报奖金；其二，寿光市还坚决杜绝不合格蔬菜流入市场，为此，已经建立了市、镇、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还建立了以市、镇、企业及村级市场监测机构为补充的三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
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位曾在寿光做过农药残留检测的人士在要求匿名的情况下爆料称，寿光市集中财力和精力对农产品进行检测，但限于资金和人力，所有运往外地的蔬菜中，经过检测的最多不过10%，至少有90%的蔬菜未经检测就被运往外地。
随后记者向山东寿光农业局局长杨维田求证此事，杨回应并无此事，但其并未介绍更多的详情。
本报记者以蔬菜企业主的身份向寿光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一位技术人员咨询了农残检测经验，这位技术人员透露，“检测中心目前有很先进的液相检测设备，每套设备价值就达100多万元，经过这台设备检测达标的蔬菜可以直接出口到国外，当然这种检测费用很高，一般个体户是不会花钱进行检测的，只有具备出口需求的企业才会带上样品到中心来检测。要是不出口的话，还是购买价格七八万元的气象色谱仪等快速检测设备。”
记者追问山东寿光的快速检测设备是否应用到了各级村镇，这位技术人员透露，目前乡镇级检测是寿光市也是全国蔬菜领域的难点，寿光市农业局早在2010年7月份就针对快速检测设备进行招标，但迄今为止这些设备还在招标过程中。
菜农王洪全也证实当地蔬菜很难做到全部检测，在十几年的种菜生涯中，王洪全的菜在当地物流园交易过，也在村镇小市场交易过，他家的大棚从来没被检查过，他家的蔬菜仅有一次在物流园被检测过，并且都是合格。
“至于小市场，更难检测。菜农一般都是头一天白天收好了蔬菜，到第二天半夜三四点就到小市场交易，以确保蔬菜新鲜。这个时候哪有检测员来检测？小市场里的蔬菜一部分被运往寿光市蔬菜物流园，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进入农超对接的超市，或者是外地懂得寿光蔬菜市场的老客户直接来小市场收购，也很少有检测的。即便是送入物流园，也只是抽检，不可能做到每车都检。”王洪全表示。
检测环节难以做到100%覆盖，检测结果是否准确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报记者以同行身份采访多位蔬菜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他们告诉记者，寿光蔬菜种植多施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偶尔使用化学农药也很谨慎，而且在施用农药时，他们还会同时掺加一种含有苦参碱的药，目前这种药还没有正式批号，使用这种药可以降低农残含量，在检测时也能够影响检测结果。
对于苦参碱这种药，杨维田表示尚不知情，农业局将对此药进行详细了解和调查。
蔬菜源头控制之难
蔬菜原产地政府应对蔬菜产品进行源头检测把控，同时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成立专项检测基金。
“产地环节难以做到全检测，流通环节就更难了。” 中国国家绿色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忠久告诉记者，“商务部要求蔬菜的农药残留至少必须做到无公害要求，直至有机要求，然而即便强调再多，执行力仍有缺陷。”
戴忠久表示，食品安全在可追溯层面上需要采取具体措施，直至每一颗蔬菜都能追溯到源头环节；在生产环节检测到农残超标的产品，必须销毁；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产地并没有对农产超标蔬菜进行销毁，而是转战到农贸市场进行交易。
“由于国家没有专项检测资金，因此，无论是产地还是流通环节，蔬菜经营商家必须自付成本对蔬菜进行检测。很多蔬菜产地并没有对蔬菜进行检测，因此流通环节的蔬菜商就需要自付资金在产地的蔬菜交易场所安排专人进行检测。不过，一旦检测出农残超标问题，检测人员并不具备罚没权和销毁权，只能退还给初级经销商或者菜农，这给他们转战农贸市场或转给外地相熟的菜商留下机会。”戴忠久无奈地表示。
戴忠久告诉记者，除去检测设备的费用，农残检测的其他成本在整个蔬菜产业收入当中其实只占3%至5%，他认为蔬菜原产地政府应对蔬菜产品进行源头检测把控，同时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成立专项检测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