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与否不能只看“出身”
主持人:3月下旬,经济日报调研组到神华集团的基层企业做了一次调研。在神华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我们都能感受到企业对煤炭清洁发展的强烈愿望和使命感。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就是“煤炭也可以成为清洁能源”。请问,提出这句话有怎样的背景,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
韩建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清洁能源”的概念。在能源的诸多分类中,如果按自然属性划分,光伏发电、水力发电等属于清洁能源,煤炭、石油等则是非清洁能源。
现在,许多人还是以能源的“出身”来划分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出身”是非清洁能源的,永远都是非清洁能源。这种划分会影响煤炭的深入开发和使用。
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解释,清洁能源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清洁能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水能、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海洋能。广义的清洁能源,除可再生能源外,还包括天然气、清洁煤(将煤通过化学反应转变成煤气或煤油、通过高新技术严密控制的燃烧转变为电力)和核能等低污染的能源。《环境保护法》中所认定的清洁能源为广义的清洁能源。
这就是说,清洁能源应该根据使用过程是否清洁来划分。传统的煤炭开发利用方式会给环境带来破坏,对大气造成污染,但如果在开采、运输、使用、转化过程中加以改进,尤其是煤电实现超低排放,达到或低于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那就能成为清洁能源。天然气是公认的清洁能源,煤炭清洁利用一直和天然气排放标准对标,道理就在这里。
孙继平:能源的清洁与否并不是绝对的。清洁能源是符合一定排放标准、经济适用的能源,包括生产、输送、消费等全过程。
煤炭的清洁生产和利用,可以使煤炭成为清洁能源。在生产环节,减少瓦斯、矿井水、矸石等排放,减少对地下水、地表等影响。在转化利用环节,提高转化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优于相关排放标准,例如,超低排放火电等。
煤炭高效利用优势明显
主持人:在目前环保压力大,以及能源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把煤炭变成清洁能源,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从当前实践来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否具有比较优势?
孙继平:我国的化石能源储量中,煤炭占比在9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不足10%。从1994年以来,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占比达70%以上,消费比例平均也在70%以上。可以说,煤炭在较长时间内仍是主体能源。
从安全保障看,我国石油进口依赖度已经很高,超过警戒线。万一石油供应出现变数,会影响经济发展,甚至是社会稳定。从经济性看,在同样发热量情况下,每千大卡煤炭发热量成本是最低的。从减少环境污染角度看,煤炭并非天生就是非清洁能源。此外,目前煤炭产能严重过剩,如果停止使用煤炭,煤炭产业的脱困就更艰难了。
张绍强: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约为34亿吨标煤,其中石油产量相当于2亿多吨标煤,天然气产量相当于1亿多吨标煤。也就是说,去年我国总共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只相当于3亿多吨标煤。可见,其他能源短时间内还很难替代煤炭。
从成本看,按同热值测算,煤炭、天然气、石油的成本大概是1∶3∶9。即便我们可以从国外采购天然气和石油,并确保供应,但能源成本的大幅上升,将影响整个工业的竞争力。
韩建国:从神华自身的实践看,现阶段,煤炭清洁利用是有优势的。去年,我们按照政府决定,关掉了在北京四惠桥边上的热电厂,并在朝阳区建了燃气电厂。对比了一下,改造后火力电厂排放污染物比燃气电厂还要低。从成本看,完成改造之后,燃煤发电达到天然气排放水平的时候,度电完全成本不到3角钱,但是燃气电厂现在的度电成本要8角多。而且,天然气的供应是缺乏保障的。这么一对比,煤炭不但可以实现清洁利用,并且可以比天然气更经济、更方便、更可靠。
现在,人们的认识正在发生改变,政策的导向也在转变。原来,京津冀地区不允许再建燃煤电厂,但有了超低排放技术以后,距离北京城区70公里的国华三河电厂已经允许建下一台超低排放机组了。
另一个转变是,京津冀地区原来定的是要用天然气锅炉替代燃煤锅炉,但现在改为用煤粉炉替代链条炉。煤粉锅炉把煤磨成粉末再燃烧,能效提高30个百分点,排放也能达到天然气的标准,这就不用天然气来替代了。
当前,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同时积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把污染降至最低程度
主持人:“十三五”规划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列为科技创新重大项目、能源发展重大工程。那么,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有哪些?主要的措施是什么?现在取得了哪些成效?此外,“十三五”规划中,在能源发展重大工程中有一句话叫提高煤炭用于发电消费的比重,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要求?
张绍强:“十三五”规划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大工程,这体现出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思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追求的是在煤炭全生命周期的清洁化,不能造成污染或者要把污染降到最低程度。
当然,核心还是消费侧的清洁化。把煤清洁转化为电力是消费侧清洁化最主要的一部分。现在煤电占到我国煤炭消费总量50%以上。按照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所有的燃煤电厂要全部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全部改造完成后,我国50%以上的煤炭就实现了清洁转换和清洁利用。而且,超低排放的技术还在发展,这非常值得鼓励。这是更进一步的煤炭清洁发电转化,是发展的大方向。
燃煤发电是对煤炭的集中消费,变成电力以后再传输到千家万户,这便于集中进行治理,也便于监管。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希望煤电消费的比重继续提高,最终达到75%到80%,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至于为何提到提高煤炭用于发电消费的比重,从国际上看,无论是生产,还是群众生活的提高,对能源需求的种类里,电是最主要的;将来社会对电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加大煤炭发电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完全可以做到超低排放,高效率地发电。换句话说,这是个马上就可以干的事。
韩建国:从终端消费看,提高煤电的比重,用二次能源替代煤的直接燃烧,效率是最高的。我们做过研究,从能源效率讲,煤炭清洁发电是最高效的。
从城市使用看,用电是零污染;用天然气的污染虽然小,但也会排放氮氧化物、二氧化碳;油也是有污染的。从安全性讲,用电是最安全的。从转化的角度看,把煤变成电的投资是最少的。
在发达国家,终端消费电的比重都很高,我们国家与他们的差距还比较大。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消费端的革命。煤炭供给侧的改革,就是要把煤变得像天然气一样干净。第一个方式就是建超低排放电厂。第二个,是要实现能源充分利用。
过去,建一个电厂,把水变成高温高压的蒸汽,用它来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那个蒸汽就通过凉水塔,把它排到空气中,这部分能源就浪费了。现在,则要发展“电热冷汽四联产”。目前,我们正在陕西做一个示范项目,就是高端蒸汽用于发电,剩下来的低端蒸汽,夏天用来制冷,冬天用来取暖,完了还可以给工厂提供蒸汽供应,这样就把整个能量“吃干榨尽”了。
消费端,我们用这四种产品实现四个替代。第一个替代是用集中供热的方式取代分散的小锅炉;第二个替代是用电替代油;第三个替代是用电替代天然气;第四个替代就是用这个余热实现制冷。我们在园区里设计的是用余热来替代电,来实现集中的供冷,这样整个园区消费的能源只有电和蒸汽,消费能源实现了零排放,综合能效达到76%,这都是革命性的变化。
孙继平:从技术的成熟性和经济性,以及提高资源转化效率看,将煤通过洁净利用转化为电,是最好的一个途径。煤电转化以后的消费终端也是最成熟的,不需要再对终端进行开发。因此,将煤清洁利用转化成电,是当今技术条件下最好选择。
转向燃料与原料并重
主持人:近年,煤制油、煤化工领域取得快速发展,煤炭的利用由燃料转向燃料和原料并重。怎么看煤制油、煤化工的发展前景?这个领域的发展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张绍强:我国现代煤化工的发展是这10来年的事。煤化工的发展,主要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煤炭能不能实现清洁利用;二是我国油气资源大量进口,可靠性保障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三是为了提高煤炭附加值。
目前,我们在煤化工、煤制油等整体工艺技术,包括核心装备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整个煤化工通过实施一些示范项目,发现用煤做成的部分化工品,比用油用气做化工品成本还低,比较优势很大;有些化工品的品质更高,比如,用煤化工合成的汽油柴油绝对不含硫。
不过,煤制油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截至目前,我国煤制油已经投运的项目有33个,总产能达到700多万吨。但由于政策上的问题,现在煤制油消费税跟石油炼化的消费税是一样的,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对未来煤化工的发展仍然是信心十足。作为煤炭行业转型发展的方向之一,应加快转型发展,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把发展现代煤化工作为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主要方向之一。
当然,如果国际油价很低,当然要进口油,而且要尽量多进。但是如果中国企业有煤制油的能力,谈判的时候就是筹码,能增强议价能力。否则,没有话语权,别人说多少钱一吨就多少钱一吨,很被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国际上有关方面都把中国煤制油与美国页岩气列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非常重要。
韩建国:煤制油、煤化工应该是国家战略,要站在国家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煤制油、煤化工的意义和作用。
煤制油的真正价值是其战略意义。一个能够在非常时期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技术储备。煤制油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油价太低,企业亏损。国际上,南非搞煤制油,油价高的时候,企业自己维护运营,自己按市场规律办事。而当油价低于成本线以下,国家立即启动扶持政策。
煤制油项目,现在企业遇到困难,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呼吁国家从战略高度上考虑煤制油项目,在困难时期应该对企业有一个扶持政策,要减轻企业的一些过重的税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