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港电厂用6亿元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氮氧化物、烟尘等排放物含量大幅降低，坚决杜绝烟囱冒黑烟。

　　为更加精细化管理，天津市在各乡镇街、工业园区和重点区域设置271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图为天津津南区一个站点，环保监测人员正在查看污染物数据。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近年来，人们对蓝天白云的渴望越来越高，但对于很多地方而言，大气污染治理既是重点，又是难点。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显示，与2014年采暖季空气质量状况同比分析，2015年入冬以来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内蒙古、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PM2.5浓度同比明显上升，仅天津采暖季PM2.5浓度同比有所下降。在解决空气污染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天津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成效。

　　快速发展带来环保压力

　　环保、林业到城建、发改部门，天津不少单位领导干部的手机里，存了各种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的APP。天津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尹海林，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里这些APP，把全国空气质量、天津市空气质量挨个儿查一遍。一旦发现天津哪个区县的状况不好，马上给区县主要负责人打电话，督促他们及时采取措施。要是碰上重污染天气，天津更是全体总动员，从市委书记到街道负责人，人人追根究底，及时应对。

　　天津的大气污染情况复杂，身为天津环保局局长，温武瑞深感这场战役不好打：“天津和北京、河北等地不同，经济结构偏重，经济处在高速发展阶段。2011年，天津的GDP刚刚达到万亿元，到2015年，全市GDP就达到了1.65万亿元。与‘十一五’末相比，天津5年时间内GDP增长了1.8倍。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环保压力巨大，矛盾突出。”温武瑞说。

　　拿新建项目来说，天津市每年有一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上马项目多，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在记者走访天津的几天里，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项目施工场景，这既让人感慨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又担心施工扬尘会带来满目黄沙。“去年全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近1.56亿平方米，现在全市土石方工地还有1000多个，天津市区500米之内找不到工地都很难。”温武瑞说。

　　这些点多面广、零零散散的工地扬尘污染看起来就已经很难治理了，但这还只是影响天津空气质量的污染源之一，其他主要污染源还有煤炭污染、烟尘排放、车辆尾气、工业污染等，各个都难以对付。

　　“别的地方主要污染物可能一两种，如哈尔滨就主要是燃煤污染，北京主要是机动车排放污染，但是天津的污染物来源堪称‘五毒俱全’，PM2.5来源于扬尘、燃煤、机动车、工业和其他因素的占比分别为30%、27%、20%、17%和6%。天津要面对的是复合型污染。”温武瑞说。

　　这样的结构导致天津一年四季都有污染，天津的环保治理工作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刚经历了冬季取暖季对燃煤污染的严防死守，好不容易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了，一开春又要赶往开工的项目建设工地，预防扬尘污染。夏秋到来后，高温强光照加剧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光化学反应，又要防止臭氧含量超标。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如何应对这样复杂的大气污染状况？温武瑞说：“这样多因一果，长期积累的大气污染问题必须长期作战、综合施策，大气污染治理没有特效药，快也快不了，慢也慢不得。”

　　经济杠杆撬动治污行动力

　　自从走上天津大港电厂环保主管的岗位，陈吉山的头发都变白了。“干环保压力太大了，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就怕环保指标出现问题，有一点问题就麻烦了！”陈吉山说。

　　在天津大港电厂，所有环保设备的考核、维护、检修都和发电设备一样，按照一类设备进行考核。对环保指标的在线监控，让人人都绷紧了一根弦。

　　在陈吉山看来，现在的环保工作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主要工作就是看烟囱有没冒黑烟，定期给设备除尘，再填填报表，现在经常就有环保部门来抽查、对表的，一点错都不能出。以前虽然环保不达标也会相应处罚，但哪里见过按日处罚、下岗、甚至关起来判刑的。”陈吉山说。可是现在，他不但看到了有的公司老领导因为环保问题被处理，还看到了一些企业因为不能适应当今的环保节奏而被关停。

　　陈吉山所看到的改变源于天津实施的环保新政策。近年来，天津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大幅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企业排污实施差异化收费，促使企业尤其是大型燃煤电厂治污减排。

　　2014年7月起，天津开始实施新的排污费征收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4种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由原先平均每公斤约0.82元提高到7.82元，提高近10倍。此外，排污费涨价方案带有“阶梯定价”和“奖勤罚懒”的性质：对那些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规定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享受4折到9折不等收费折扣；倘若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规定排放标准，则按收费标准加1倍计收排污费。

　　按这个规定，污染严重而坚决不改的企业，最终会因承受不了高额环保成本而关闭，而污染物达标或优于标准排放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尝到环保的甜头。

　　随着新标准的执行，环保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硬指标，企业纷纷在污染物防控上下大力气。天津大港电厂拿出6亿元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完成后4台机组排放的二氧化硫均值在每立方米15毫克左右、氮氧化物均值在每立方米30毫克左右、烟尘在每立方米3.8毫克左右。“通过改造，污染物排放量少了，上缴的排污费也少了，原来1年得上缴2000多万元，现在只上缴300多万元。超低排放，我们也是受益者。”陈吉山说。

　　环保改造甚至给很多公司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天津国顺肉联公司环保负责人迟文才介绍：“自从燃煤锅炉天然气改造后，炉子一开，升压快，耗电少，比以前节电30%。如果碰上重污染红色预警、国家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段，也因为企业环保而不用限产停产了，要知道，停产一天可要损失10多万呢。”

　　“2015年，天津在提前一年完成国家‘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基础上，关停淘汰落后污染企业222家，但是关停不是目的，转型升级才是最终出路。我们不要有毒的GDP，我们要的是绿色GDP。”温武瑞说。

　　企业关停的同时，天津以各种方式留住了企业家。通过转型创新，3年下来，天津市有1.3万家企业进行了升级改造。“我们在中心城区利用楼宇来发展经济，建成立起来的开发区，搞服务行业。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天津有170座楼宇上缴的税收超过了1亿元。”温武瑞说。

　　精细管理与污染“较真”到底

　　2015年，天津市环保局共组织5批260余人次，成立了16个区县空气质量指导服务组，服务指导各区县做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工作。

　　服务组主要工作是抓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任务落实，一是发现，推动并解决问题，主要方法是将问题汇总通报各有关部门、区县等，二是紧盯天气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一旦数据异常，无论何时立即赶赴现场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赵杰是天津市环保局综合处副处长，自从去年3月成为空气质量服务指导组成员，身材矮小的她经常要进出工地、工厂等污染发生地，与偷排偷放斗智斗勇。

　　“几乎时刻都要盯着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晚上临睡前也要看一眼。一些污染物排放或者违规作业一般都是晚上进行，往往下班后才是我们服务组工作的高峰期。一旦发现问题，就是三更半夜，也要赶去制止。”赵杰说。

　　赵杰曾在深夜11点，悄悄跟着一辆渣土运输车追踪污染源，越追越不对劲，违规车辆越来越多，最后竟然有四五辆。当天本已是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这些车辆浩浩荡荡，扬尘漫天。运输车像打游击一样为躲避追查一直兜圈到荒郊野岭，但最终赵杰还是查到了工程渣土运输车的来源，并通过市清新空气指挥部的协调，当晚由市应急办对违规单位进行了通报。

　　“如果区县不及时处理污染源，被通报后其负责人将被约谈。被约谈可不好受，问题要一条一条过。”温武瑞说。

　　除了空气质量服务指导组，为更加精细化管理，天津市全市291个街镇配备了873名专职网格监督员，在全市各乡镇街、工业园区和重点区域设置271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通过市区两级大气数据采集、传输和监控平台，建立乡镇街大气污染防治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大气污染治理属地责任落实到街镇。

　　蓝天下的战役每天都在进行，高压之下常抓不懈的精细管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效。2015年，天津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20天，同比增加45天，达标天数比由2013年的40%、2014年的48%稳步提高到60.3%，重污染天数减少了，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同比均显著下降。